金庸先生的同理心

金庸先生的《月云》中写道：
”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，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，欺压农民，处了死刑。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，伤心了大半年，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、上万，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。
在宜官心底，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，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、妻离子散，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，她常常吃不饱饭，挨饿挨得面黄肌瘦，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，经常担惊受怕，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，她说宁可不吃饭，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，然而没有可能。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，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。
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他爸爸、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，没有欺压旁人，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，自己过得很舒服，忍令别人挨饿吃苦，而无动于衷。”
文中的宜官，就是金庸自己。他的爸爸是一个无辜的好人，在土地革命中被人害死了，金庸当然会伤心欲绝。但是他并没有因为父亲被杀而痛恨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因为他深知，地主阶级在几千年社会中造就的灾难和恶行要多得多。推翻地主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当然也有错误的暴力和可怕的死亡，但这是在为几千年的更深重暴力恶行还债。
金庸先生最可贵便是这份同理心和洞察力。我们不能说金庸的爸爸就该死，但如果把杀死他爸爸这一件事当成土地革命的全部内容，仅仅只看到被杀的地主可怜，而看不到更广大的农民更加可怜，就是舍本逐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