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审判》(2)
在此之前，她只是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指挥官的秘书和速记员。1943年至1945年，她在集中营负责书面文件的往来和记录，并暗自将这些文件备份保存，那时她才不满二十岁。后来学界盛赞她为：充满智慧与勇气的斗士，为历史的审判留下了关键的证词。
那天我专心听了她的演讲。她是一位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女士，说到纳粹的罪行时引得全场群情激愤，说到战后的重建时又让大家陷入静默的沉思。最后她说，“二战已经结束，但反思不会停止，我们要时刻警惕一种主义覆盖另一种主义，防止矫枉过正变成新纳粹的萌芽。”全场掌声雷动。
讲座结束后，我留下来和她道谢。她的态度平和，丝毫没有因被称为民族英雄而滋生出骄傲。我怀着崇敬和她进行了简单的交谈，临别时她送给我一本书，是那些会议记录的合集，书的扉页上题着“为了揭露、纪念和反思。” 而我再次见到她是在一个月前的报纸上，伊策霍检方指控她“协助集中营负责人对犹太囚犯、波兰游击队员和前苏联战俘实施了罪行”，并且“在之前的公开讲座上宣扬反动言论”。
目前她被拘留在伊策霍当地的警察署等待地区法院立案通知。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民族英雄便成为囹圄罪犯。难以描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借助律师朋友的帮助申请了一次会见。即使是在囚中，她依旧整洁而平静，用那双湖水一样清澈的、典型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。 “可能您已经不记得我了，我参加过您的讲座，您还送了我一本书。”我忐忑地自我介绍道，担心因她早已忘记我而产生突兀的尴尬。 “我记得您。”而她微笑着，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“那天您没有带邀请函，但我觉得，所有对反纳粹感兴趣的人都有资格来参与讨论。” “是啊。您——我一直觉得您是反纳粹的斗士。”我有些难过，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建立于1939年，期间共关押了11.5万人，其中一半以上在那里死亡，但这不是伊姆加德的错，或者说，这不是个人的错，而是集体的错，历史的错，极端主义的错。
“不应该是这样。我看过您的传记，在集中营工作时您只有十几岁，而且秘书和速记员本就是辅助性工作，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呢，在我看来您能公布那些文件已经非常勇敢了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着，越说越低落：“为什么要将矛头对准普通人呢？” “这不是个例，事实上我早有预感，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账员和守卫被批捕开始。”她解释道：“让机构中的小齿轮承担责任，在司法问责中是一个全新的方向。” 漫长的沉默后，我问她：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？” “我的律师现在已经在收集美国、以色列等国家的证人证词，打算重新衡量速记员在集中营的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。”她委婉地拒绝了我，“虽然希望不大，但还是谢谢您的关心。” “我想为您做些什么。”在我的一再恳求下，她最终说：“我这边还有一本战后反思的存稿，在不麻烦您的情况下，可以请您帮我联系出版吗？
目前她被拘留在伊策霍当地的警察署等待地区法院立案通知。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民族英雄便成为囹圄罪犯。难以描述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，借助律师朋友的帮助申请了一次会见。即使是在囚中，她依旧整洁而平静，用那双湖水一样清澈的、典型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。 “可能您已经不记得我了，我参加过您的讲座，您还送了我一本书。”我忐忑地自我介绍道，担心因她早已忘记我而产生突兀的尴尬。 “我记得您。”而她微笑着，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“那天您没有带邀请函，但我觉得，所有对反纳粹感兴趣的人都有资格来参与讨论。” “是啊。您——我一直觉得您是反纳粹的斗士。”我有些难过，斯图特霍夫集中营建立于1939年，期间共关押了11.5万人，其中一半以上在那里死亡，但这不是伊姆加德的错，或者说，这不是个人的错，而是集体的错，历史的错，极端主义的错。
“不应该是这样。我看过您的传记，在集中营工作时您只有十几岁，而且秘书和速记员本就是辅助性工作，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呢，在我看来您能公布那些文件已经非常勇敢了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着，越说越低落：“为什么要将矛头对准普通人呢？” “这不是个例，事实上我早有预感，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账员和守卫被批捕开始。”她解释道：“让机构中的小齿轮承担责任，在司法问责中是一个全新的方向。” 漫长的沉默后，我问她：“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？” “我的律师现在已经在收集美国、以色列等国家的证人证词，打算重新衡量速记员在集中营的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。”她委婉地拒绝了我，“虽然希望不大，但还是谢谢您的关心。” “我想为您做些什么。”在我的一再恳求下，她最终说：“我这边还有一本战后反思的存稿，在不麻烦您的情况下，可以请您帮我联系出版吗？
崩坏3句子摘抄
